全国人大代表刘炳：供销高标准农田为农业产业破局

3月，在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，正是黄烟苗种下的时节。

全国人大代表刘炳清晰记得去年这个时候，一场霜降让许多田块收成大减，而在高标准农田，因为完善的滴灌系统等设施护航，种下的黄烟苗几乎没受到致命影响——这更加坚定了刘炳要把现代化技术引进农业产业发展的决心。

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，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坪田镇老龙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，南雄市社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监事长刘炳带来了《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》。

“我们一直希望小田变大田”

在湖北老家，水稻亩产约为1300斤，而在广东南雄，只有800斤。

即便丝苗米质量上乘、颇有市场，当地的老百姓仍觉得“种早稻会亏本，种晚稻不挣钱”。

“其实，主要原因还是成本高。”刘炳说，“我们南雄处于粤北山区，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很多地块大小还是老一辈开辟出的样子，土地十分零碎，有的一块田不到一亩，每家的田地分为很多个地块，地块间距离远，一天走完都不容易，更别说要在几个地块干活了。”

农业产业本身抗风险能力弱，加上人力成本高、生产效率低、运输成本高，市场竞争力微乎其微，怎样才能实现农业产业提质升级、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？来到南雄后，刘炳一直在思考。

2024年开始，当地村集体将统一流转的优质良田，交给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建设供销高标准农田，并由“社村”运营公司管护运营20年。已经建成的5500亩供销高标准农田让刘炳看到农业产业破局的一种可能性。

去年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推进“社村”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试行方案》，随后“社村”合作试点工作在南雄市展开。试点县主要领导任“社村”工作专班组长，分管副市长担任“社村”联合会会长，供销合作社主要负责人担任“社村”联合会秘书长，村集体入股，组建“社村”合作运营平台公司并由供销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兼任“社村”运营公司党支部书记，形成“社有龙头企业+村集体+供销合作社”的合作架构，动员产业链上下游经营主体加入“社村”联合会，汇聚起助力农业产业发展的多方资源。在此基础上，“社村”合作运营平台公司进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，并采取“163”模式管护运营，即以1个村集体为主体，通过“统一流转土地、统一作物品种、统一社会化服务、统一订单收购、统一品牌打造、统一收益分配”6个统一，确保丝苗米品质可控、切实保障农民种粮收益，实现“全程社会化服务、数字农田、社村合作”3个示范。

“我们一直希望小田变大田，这样可以机械化操作，也更容易降本增效、发展规模经济，实现联农带农、助农增收。”刘炳说。高标准农田管护过程中，村集体可以按股份占比享受收益分红、土地流转收益、居间服务收益，进而增加经营性收入，去年就给试点村集体带来了105万元新增综合收益。

从事农业产业10多年，刘炳也加入“社村”联合会，担任监事长一职。她觉得，2024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显示出一定成效，供销合作社的实践也探索出了相对成熟的模式，若是能为整个区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争取更多的支持，当地农业产业发展也一定会更好。

“供销合作社还可以联结更多经营主体”

“像这次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过程中，供销合作社打了样，显示出助力产业发展的大能量，我觉得供销合作社还可以通过资源聚合联结更多经营主体，为农业产业发展带来更多助力。”刘炳说，“一个是在产品销售方面，一个是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，供销合作社可以更好发挥自己的网络优势、体系优势。”

早在2008年，刘炳就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养猪、养鸡实现增收致富。“但后来发现，偏远山区其实不缺生产主体，主要缺少销售主体。所以在2015年我们开始布局电商销售，直接从一产到三产很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，所以后来又增加了板鸭加工等加工环节。即便如此，要形成好的效益也非常困难。”刘炳说。

“从我们南雄前往广州、深圳，都要开车好几个小时，产品销售距离远，打开市场就更难了。再加上加工生产需要资本的注入，很多小的经营主体很难做到这一点。供销合作社熟悉农业生产，也有较为完备的体系、网络，在打开农产品销路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方面一定能发挥更大作用。”刘炳补充道。

除此之外，刘炳观察到，当前为了在农田生产中更加省时省力，不少老百姓采购了无人机等农机农具，但使用过后，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当“摆件”。“因为这些农具使用的时间比较集中，特定阶段要是没有相应的组织力量很好地调配资源，大家就只能自己购买农机农具，但购买过后，除了农忙的十天半个月，剩下的时间都在闲置，算起账来不划算！供销合作社要是能发挥自身优势，把这些资源统筹调度起来，一定能让农业生产更顺畅。”刘炳说。

当前，越来越多像刘炳一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，在新场景、新需要面前，要进一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、拓展农民增收渠道。刘炳认为，供销合作社空间广阔，也定能大有作为。